反右对大陆知识份子来说犹如平地惊雷，似乎是毛泽东圣心瞬逆。其实，这场运动不
仅源自特定的中国政治环境，也源自当时的社会基础。反右前知识份子整体左偏，所
持守的人文价值严重倾侧，乃是反右得以爆发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。从社会态势上说，
若无1957年以前的种种铺垫，惊天动地的反右就不可能从天而降，更不可能迅速推
进。仅仅指责毛泽东“轻诺延安，寡信北京”[1]，将历史纯然归结于个人因素，实
浮浅表。

　　一、一面倒拥护中共

　　1949年，中共举着纠正国民党种种弊政的大旗，汇集民主自由的时代洪流，慷
慨进城得到当时绝大多数知识份子的集体支持。1949年1月31日，北京高校师生冒着
刺骨寒风，举着小旗到西直门欣喜若狂地欢迎大军入城[2]。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，
有60人留居大陆，仅有12人飞美、9人赴台[3]。截至1950年8月，海外留学生5,541人，
1950至1953年约2,000人归国，包括中研院院士李四光、华罗庚、赵忠尧及钱学森、
老舍等。华罗庚发出〈致中国全体留学生的公开信〉──“为了抉择真理，我们应
当回去；为了国家民族，我们应当回去；为了为人民服务，我们也应当回去；就是
为了个人出路，也应当早日回去。”[4]中共大军入沪次日，竺可桢在日记写道：
“民国16年国民党北伐，人民欢腾一如今日。但国民党不自振作，包庇贪污，赏罚
不明，卒致今日之倾覆。解放军之来，人民如大旱之望云霓。希望能苦干到底，不
要如国民党之腐败！”[5]

　　陈寅恪、吴宓、朱光潜这样的头面知识份子一再拒绝飞台[6]；留美生余上沅退
还国民党教育局长送来的飞台机票[7]；冰心夫妇、钱钟书访学台湾亦北归。众多中
间派知识份子选择留居故土。演艺界刘琼、舒适、孙景璐、冯吉吉也从香港归来[8]；
美学家吕荧从台湾抵京[9]。知识份子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，对新政权多寄托厚望，
强大的民族情结使他们亟愿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。

　　1949年4月，国府谈判团长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十分兴奋，谈到共产党的朴素诚
恳、吃苦耐劳、自我批评、虚心学习等种种美德，感慨万分：“国民党的失败是应
该的，共产党的成功并非偶然。”[10]同年9月，平生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
祥在政协发言：“我反对用“中华民国”之类的简称，因为二十多年来，这一名称
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，成为一个祸国殃民、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。”司
徒美堂附议：““中华民国”，与民无关，22年更给蒋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，
真是令人痛心疾首。”[11]

　　师从冯卡门（Theodore von Karman）的物理学博士郭永怀，1956年准备回国，
台湾教育部派员登门，劝其即使不愿赴台也不要去大陆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访美，
学生请梅吃饭，梅听说郭等已买返回大陆的船票，半晌没说话。胡适听说郭要回大
陆，感慨万千：“像郭永怀这样的人都要回国了，真是人心所向啊！”[12]留英生
吴世昌于大饥饿时期回国，他曾主张“第三条道路”，但非常爱国，把汽车都带回
来送给国家[13]。

　　一些知识份子对山沟里出来的中共是否具有治国能力虽存疑惧，但对腐败的国
民党却详熟之至。正是对国民党的痛恨，使他们形成对中共的天然好感，不仅为中
共的胜利欢呼，也全盘接受中共改造社会的整体设计，包括自己并不熟悉的意识形
态。张奚若被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认为是昆明最坚定的无党派自由人士，
笃信个人主义，具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气质，反右前曾出任高教部长，“充当集权
主义的官僚”[14]。1948年初，冯友兰在夏威夷过海关，美方见他的签证是“永久
居留”，便说：“你可以保存这个签证，什么时候再到美国来都可以用。”冯说
“不用了”，将签证交还给验关员[15]。留德哲学博士季羡林晚年回忆道[16]：

　　我同当时留下没有出国或到台湾去的中老年知识份子一样，对共产党并不了解；
对共产主义也不见得那么向往；但是对国民党我们是了解的。因此，解放军进城我
们是欢迎的，我们内心是兴奋的，希望而且也觉得从此换了人间……觉得从此河清
有日，幸福来到了人间……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美好的，都是善良的。我觉得天特
别蓝，草特别绿，花特别红，山特别青。全中国仿佛开遍了美丽的玫瑰花，中华民
族前途光芒万丈……开会时，游行时，喊口号，呼“万岁”，我的声音不低于任何
人，我的激情不下于任何人。

　　二、全面接受阶级论

　　既然知识份子对新政权竭诚拥护，对其意识形态也就不可能设防抗御。更何况，
“大同”乃中国士子的千年梦寐，“均贫富”的共产构想一直闪烁着朦胧迷人的光
芒。那些此前不相信山沟沟“土八路”能成事的知识份子，如今眼看共产党即将改
变全社会，不免自惭形秽。

　　1951年，在毛泽东倡导下，数十万知识份子参加土改工作队，成为“旧知识份
子”思想转变的起点。在虔心接受阶级论的基础上，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“原罪”。
1951年3月2日，萧干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〈在土地改革中学习〉，吴景超稍后于
《光明日报》发表〈参加土改工作的心得〉，毛泽东均批示“写得很好”，令《人
民日报》及各大报转载[17]。雷海宗也撰文：“我们的全部所学，就是我们最大的
包袱。……不只对我们无用，连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知识份子也无甚大用处，往
往甚至发生迷惑欺骗的反作用。”[18]此前，中国知识份子向以留学欧美为镀金，
现在却以参加土改为镀金，时代风气陡然一变。

　　1949年9月，一些高级知识份子主动提出“洗澡”。张志让撰文：“我一向认为
研究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目前教育界第一重要课题。而要实现这个要求，
最好的方法是发动一个全国性的运动。这一运动必须立刻发动，必须普遍推行。”
[19]1951年暑期，北大校长马寅初组织职员进行四十多天政治学习，认为颇有成效，
推广至教员。9月7日，马致书周恩来，邀聘毛刘周朱等十位中共领导为政治学习教
师。10月，毛将知识份子自发的政治学习转为官方行为，从理论学习转为教育改造，
改变了马寅初设定的学习性质，教育部闻风而动，“洗澡”运动由是而起[20]。

　　在思想改造运动中，中研院院士陶孟和说：“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在旧社会里长
大的，他必然带着旧社会里所加给他的包袱。……这次人民革命所打倒的、所推翻
的正是传统的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东西，正是过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经常处理研究
的对象。……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所熟悉的东西，不能继续存在而不得不抛入废纸
篓了。这不能不说是今日大部分社会科学工作者所遇到的凄惨的、可怜的处境。”
[21]　马列主义几乎毫无抵抗地为知识份子集体接受，过头过激之论已然露头。

　　清华、燕京、辅仁等美资高校所有教师都下水“洗澡”──检讨出身与所受教
育、交代个人历史、清理思想尘垢、反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。金岳霖、潘光旦检讨
十二次才过关；冯友兰数次检讨不被接受；张东荪在师生大会上检讨三次；陈序经
在岭南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检讨四小时，讲到动情处热泪纵横，居然仍未通过[22]。
知识份子真心实意接受批评，他们虽然从感情上不甘丑语自诋，参加交代个人历史
的小组会更是如坐针毡，但却从理性上强迫自己必须自觉接受批判。

　　接受阶级论必然承认无产阶级高于其他阶级的先天优势，自会屈膝匍匐其下，
同时也必然接受“斗争必要论”与“合理暴力论”，认同只有在斗争中才能打造出
“一个光灿灿的新世界”。一旦接受了左倾理论，知识份子对社会的判断能力便大
幅下降。1957年5月，费孝通二访江村，发现该村亩产从1936年的350斤增至559斤，
农民生活却不如中共建国前。分析原因，费孝通一开始就掉入意识形态陷阱：“怀
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对的。”[23]　逻辑起点使他一出门就走岔了道。既然不敢
突破这一前提，也就不可能对亩产提高农民挨饿这一悖论加以实质性的剖析。

　　经过“洗澡”，红色恐怖初露峥嵘，知识份子慑于群众运动压力，敢怒不敢言。
他们一时对共产党还不可能有深刻认识，无法从整体上否定左倾思潮的正确性，手
上也没有抵御马列主义的思想装备。他们坚信共产党是高尚的，只是基层干部水平
太差，才会发生种种过火行为。只有极少数高知“自绝于人民”。例如，清华化工
系主任高崇熙教授不理解自己不去外国不去台湾，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，为何还得
接受这种待遇，愤而自杀[24]。更多的知识份子通过“洗澡”，最初的狂热有所冷
却，叹息中开始夹起尾巴，谨守明哲保身之道。

　　思想改造运动是反右的前哨战。通过思想改造运动，中共顺利解除了知识份子
的佩剑──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。“原罪说”使知识份子集体匍匐于新型意识形态
之下，自废武功自动缴械，给了中共一呼百诺的政治特权，形成“无限上纲”的社
会风气，为反右自织左网自填枪弹，自筑左壕自挖墓坑。这一“深刻影响”与“深
远作用”，当时自然不可能为知识份子所悟识。

　　1956年，冯友兰撰文：“我敢说：绝大多数知识份子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为莫大
的光荣。”[25]吴祖光曾说：“党的威信太高了。咳嗽一下，都会有影响”[26]。
党内知青白桦对胡风案有疑，“但……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，守口如瓶，没
向任何人透露过，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。因为，在五、六十年代的中国，谁怀疑毛
泽东就等于怀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。”[27]　桀骜不驯的傅雷给国外儿子写信：
“毛主席只有一个，别国没有……他们的知识份子仿徨，你可不必仿徨。伟大的毛
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，照着你的前路，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。”[28]

　　青年知识份子更是深受斗争思维浸淫。《人民日报》编辑袁鹰后来回忆：“五
十年代中，常听到周扬和别的文艺界领导人多次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文艺是阶级斗争
的晴雨表”，如雷贯耳，铭记在心，觉得说得深刻，很精辟，从此时时提醒自己
“脑子里要_紧阶级斗争根弦”！”[29]　舒芜说1949年后将政策当真理、思想教条
化、人格政治化，不自觉地加入“以火与剑传教的宗教家”行列，以理杀人[30]。


　　三、未被警惕的种种前兆

　　进城初期，中共禁毒禁娼、普及识字、剿匪土改，革除种种不平等，社会气象
甚合儒家“清明之世”。加上杀天津贪污高干张子善、刘青山，罢免报复批评的武
汉市府秘书长易吉光，武汉市委书记张平化、市长吴德峰作自我批评[31]，邀请民
主人士参加反革命案件卷宗审阅[32]，等等，一时间颇具道德光环，全社会充满期
待。徐悲鸿感叹：“一年之中，真所谓百废俱兴，一切应该做的工作，政府都在尽
量去做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都在努力革除。……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为人民服务，
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。”[33]梁漱溟说：“我体认到中国民族一新生命确在开始了。”
[34]

　　其实，貌似风和日丽的“1950年代前期”已出现一系列不祥之兆：批《清宫秘
史》、批《武训传》、批俞平伯、批萧也牧、批黄碧野，还有“思想改造”、“忠
诚老实”、“镇反”、“五反三反”，仅仅1955年就发生了批判胡风、批判丁陈、
批判胡适、批判杜威（John Dewey）、批判梁漱溟、批判“反动生物学家胡先□”、
批判“梁思成复古主义”、肃反运动。运动迭至，寒霜日浓。

　　不少文化人在各种运动中自杀。华东师大教授李平心，1952年受批判后持斧自
劈头颅，经救治未死[35]。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经理俞鸿模，因胡风案被捕，释放后
吞大头针自杀未遂[36]。1930年代北京第一女校校长孙荪荃，1950年代初裸身上吊
自杀，留一字条：“我这样来，便这样去。”[37]“胡风份子”侯唯勤1955年自杀、
卢甸发疯。胡风一案牵连二千余人[38]。 土改中约100至200万人被处死，“镇反”
至少50多万人自杀，此时中央的方针依然是“不要过早纠正过度行为”[39]。“三
反”、“五反”搞得工商业者心惊胆战，中央统战部居然提出这样的口号──“火
烧工商界，打劫民建会。”[40]1952年2月8日，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自杀[41]。

　　肃反运动，全国各级工作人员670万，每5人中有1人为肃反对象[42]。全国肃反
专职干部75万，外调328万人次[43]。公安部长罗瑞卿向中共八大汇报，130多万人
被当作斗争对象立案，真正的反革命份子8.1万[44]。季羡林回忆肃反：“自杀的人
时有所闻。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，到了这样的时候，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，怕
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，甘愿作轮下之鬼。”[45]

　　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新闻学等重要文科的取消，也在报警，警示社会平衡
性的消失。1950年代，社会上暗传一副嵌名联：“民族团结──李维汉（统战部长），
百花齐放──陆定一（中宣部长）。”[46]　大到意识形态价值指向，小到穿衣戴
帽生活细节，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同一性，大规模的社会风暴已起于风萍之末矣。
1954年起，“那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纸上，早已很少出现杂文了。”[47]

　　高层知识份子未能对已经严重左偏的政策引起警惕，还有一则必须强调的原因：
对民主人士戚友实行专项保护。1951年6月3日，毛泽东批示公安部长罗瑞卿：“凡
关涉重要民主人士及其戚友的案件，只收集材料，不忙处理。”[48]

　　四、撤守理性

　　党内高知在七大撤守理性防线。张闻天当面颂毛贬己：“他（指毛）与人民的
结合是如此之密切，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，还是人民是他！……在这样伟大的
人格前面……我们自己是如何的渺小呀！”张还将毛与“马恩列斯”同列[49]。刘
少奇亦说：“我们的毛泽东同志，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，
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。”[50]　据说连毛都不好意思。

　　1952年1月17日，水利专家张含英（曾任北洋大学校长）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检讨，
将自己二十余年致力水利工程与教育事业，说成“在这一事业心里还夹杂着个人兴
趣和个人荣誉……我虽然是善意地办学校，我虽然主观上一切为了学校，但是我所
代表的是反动统治阶级，和群众利益是对立的。既然对立，虽然学校上了轨道，对
同学们有益处，但也有助于反动政府的统治。……由此可见我过去没有敌我观念，
更分不清敌我。这种落后的、糊涂的思想就使我很有条件做反动统治阶级的花瓶和
帮凶，事实上反动统治阶级也认识了我这个花瓶和帮凶。”

　　北方交大校长茅以升承认过去三十年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，有小资产阶级知识
份子两大特性：自高自大与自私自利，自扣十三顶大帽子──英雄主义、技术观点、
自由主义、个人主义、保守主义、妥协主义、适应主义、宗派主义、官僚主义、本
位主义、改良主义、温情主义、雇佣观点[51]。

　　1951年批判影片《武训传》，钱俊瑞苛责陶行知：“人们有权利发问道：为什
么陶先生不放眼看看在当时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里面，因为人民已经取得政权，人民
教育事业就那样蓬蓬勃勃地开展呢？为什么陶先生不集中力量搞革命，而偏偏要化
这样多的精力在国民党地区办些显然无法开展的“育才学校”之类的教育事业，甚
至最后，日暮途穷，会找到武训这样一块朽木来作自己的招牌呢？”[52]　就是这
位钱俊瑞，1946年在陶行知去世时，曾经撰文〈一代巨人陶行知〉，肯定陶先生已
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[53]。

　　生活上，知识份子也失去优越性。中央统战部1955年的调查显示，绝大多数高
知的生活均颇艰苦。与抗战前相比，高知收入大幅降低。大学教授1955年最高工资
252.6元人民币，抗战前600元法币，折合人民币1,500元（以战前1法币折人民币2.5元
计），仅为16.8%，1955年高知收入只相当于抗战前的六分之一[54]。1956年1月，
中共希望改善与知识份子的关系，召开知识份子会议，各方面领导千余人出席，周
恩来作了《关于知识份子问题的报告》。不久召开政协会议，绝大多数高知一片感
恩示诚，拜谢中共的信任关心，狠批自己的“妄自尊大”，知识份子“从旧社会带
来的自我”被宣布为“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大敌人之一”[55]。明显走偏的言论以不
容置疑的姿态堂皇出现，说明整体意识形态严重出偏，且全社会尚无警觉，也说明
警醒力量过于弱小，无法抗衡。

　　五、“挤”不进新社会

　　白桦认为所谓“1950年代前期的春天”是臆造出来的：“知识份子──即使是
所谓党的知识份子，主观臆造出来的春天也是极为短暂的。……1953年全年只摄制
了七部影片。一部电影剧本的投拍要经过层层审查才能通过，最后一个审稿人就是
周扬，周扬不点头就不能投拍。”[56]　最需要自由的文艺失去自由，成为规格统
一的“齿轮与螺丝钉”，又一个苏联式的全能政治社会已然形成。

　　反右前，许多真话只能转入地下。罗隆基私下说：“社会主义的最大缺点就是
没有竞争”、“党员水平低，是造成经济建设上特别是基本建设上的损失的主要原
因。”[57]　吴宓1950年私下说：“批评、自詈方兴未艾，设若现在就百词自詈，
将来日复一日，由渐而入，复何更丑更秽之词以进一步自詈，以示长进？”[58]　
相当一部分中高级知识份子的普遍心态是“新社会固然美好，只是我挤不进去”。
虽然有所抱怨，主调还是想“挤”进去。就是打成右派以后，章伯钧、罗隆基、黄
琪翔也是一个劲挣扎着要“爬起来”，“他们自己也很想“爬起来””[59]，再挤
进去。胡适之子胡思杜“积极表现”──公开撰文批判其父，不仅不能入党，而且
还被划右，“挤”不进新社会，36岁仍然单身的他上吊自杀[60]。

　　从延安开始，中共的知识份子政策就陷于两难之境。中共既需要大量知识份子
的加盟才能获得组织发展，但又须防范这些具有独立意识的追随者偏离出轨。夺取
全国政权后，这一矛盾更为突出。1950年代初，中共只有72万合格人才可充任各级
职岗之需，而国民党时期则需要200万，缺口达三分之二[61]。现实需求使中共必须
对知识份子有所让步，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，但骨子里的不信任又使中共不时敲打
知识份子，要求他们必须全面接受左倾理念，绝对遵循红色逻辑。放松与压抑的交
替互用，形成1950年代初期中共知识份子政策的扭八字轨迹。

　　经过几年的“现实教育”，大多数知识份子逐渐感觉到政治负担，“政治可以
改变一切”的狂热渐渐淡退。鸣放时期的喷泻爆发，其实是长期积压的热能释放，
才会有这样的真话：“希望生活在新中国的知识份子也摸一下自己的脊梁，挺起来，
不再学易安居士或林妹妹那样娇滴滴地扭扭捏捏。”[62]　北师大副校长傅种孙鸣
放出知识份子的真正心声：

　　中共所标榜的知识份子政策与知识份子所感受的几乎完全相反。……每一运动
起来，知识份子就会心惊胆跳。对于统治者衷心奉承而一再受白眼、挨耳光，这是
史无前例的。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糟蹋知识份子的。我也不晓得这些
知识份子究竟造了什么孽而致遭这么大的祸殃。……我们能够说一个知识份子必然
有罪吗？……这几年来四海之内有哪一个地方的知识份子不寒心？……打着用、骂
着用，叫知识份子成天用眼泪洗脸，这是何苦来？[63]

　　我对党的政策都拥护，惟独对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感到惋惜，我看不怎么高明。
……在知识份子上面必须要加上“旧”字或者是“资产阶级”，……工人何尝不是
从旧社会来的，农民何尝不是从旧社会来的？为什么偏偏给知识份子加上个“旧”？
这又何苦？你把人家当雇佣看，当奴隶看，甚至当敌人看这怎能使人家有主人翁的
态度。[64]

　　六、知识份子的分化

　　左倾意识形态高调推进，人文传统轰然崩坍，知识份子以年龄形成截然代沟，
一切都预示着社会即将发生激烈震动。阶级论则使知识份子分化为左右两派，有了
互斗互揪的社会基础，同时失去制衡的中间派。陈寅恪高足金应熙由中转左，公开
亮旗叛背师门，写出很有份量的批陈文章；燕京校长陆志伟之女撰文〈谴责我的父
亲陆志伟〉[65]；包括胡适之子公开撰文批判乃父，这一类“时代新闻”被标榜为
“新社会新风尚”。

　　丁玲原本对胡风心存感激。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，胡风总是想方设
法将稿费寄给在湖南的丁母。丁玲将这份友谊看得很重，但在批判胡风时，丁玲公
而忘私，违心狠批反革命份子胡风gq。郭沫若对胡风的批判火力甚猛：“我个人认
为应该严厉地镇压，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……好些朋友都
提到，我们的警惕性太低了，的确是。以我个人来讲，认识胡风二十多年了，一直
没有感觉到他是这样一种反革命的破坏分子。我们可以说，二十多年是和豺狼一道
睡觉。”[67]1955年全国发表批胡文章2,131篇，其中作协会员占544篇，各路名人
多在其中[68]。

　　许多右派份子如果不是被打倒，他们也很想打倒别人。一位笔者熟识的右派，
唯我独革，实足的极左份子，忘我投入反右，积极打倒别人。在送右派上车开赴改
造地时，上级在车下突然宣布他也是右派，马上与几秒钟前的“敌人”同上一辆车，
同赴改造地！1957年10月11日，团中央举行批斗刘绍棠大会，台上坐着中国文坛泰
斗级人物。邓友梅刚刚音调铿锵红头胀脸结束发言，台下为他的有力批判热烈鼓掌，
邓友梅认为这下总算立功赎罪了。突然，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站起来，高声宣布：
“同志们！不要为他鼓掌，不要被他的假相欺骗，他──他也已被划为右派份子！”
[69]

　　知识份子之间既然可以不负责任地互攻互讦，社会生活失去和谐诉求，各个击
破也就是一种历史必然了。唇亡齿寒，古今同理。从相当意义上，胡风、章伯钧、
罗隆基是被在野的民主党派和知识份子最后拱倒的，“章罗联盟”一词可能最早出
自胡愈之[70]。如果舒芜[71]、浦熙修[72]、史良[73]、吴[74]等人不提供重磅炮
弹，如果没有乐松生[75]、梁思成[76]、萨空了、千家驹这样的反右积极份子[77]，
没有赵文璧对罗隆基五十二条罪状揭发[78]……知识份子如不一拥而上落井下石，
至少还不至于如此快就罗织起罪名，斗争尚不至于如此迅速升级。据综合判断，若
非出于价值认同，揭发者断不至于出手如此果决。

　　社会生活明显处于错位出偏，居然还有那么多知识份子认为形势一片大好，认
定右派份子实属出洞毒蛇非打不可。九三中常委茅以升、严济慈、许德珩、裴文中
等吁请坚决击退右派份子猖狂进攻。1957年7月5日，赵超构、张友鸾、陈铭德、邓
季惺、张恨水向浦熙修发表“联合宣言”，敦促浦熙修进一步揭发罗隆基。《文汇
报》的钦本立、柯灵也检举揭发“徐铸成一贯是个右派，是老右派。”[79]老舍撰
文：“从维熙的“并不愉快的故事”（一篇小说）意在煽动农民造反。”[80]

　　社会的整体左倾化，包括“右派”在内整个知识界对左倾理论的接受，乃是反
右急速升温不可或缺的社会土壤。知识份子自己不往前凑，“阳谋”就不可能迅速
得手。晚年茅盾甚至不经意吐露：“想不到党中央会对右派平反！”[81]反右的大
方向固然出自高层，但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则须倚赖基层。没有左翼知识份子的种种
“自觉革命”，反右运动便不可能短期内即成燎原之势。
理想既是一切盲动的逻辑起点，也是中国知识份子失去集体警惕的一大诱因。知识
份子认为社会新生政治清平，一切都可万无一失地交给党，自觉交出独立思考，交
出了绝不应该放弃的选择权与批评权，认为对当今执政者的一切批评已无必要。正
是1950年代初期知识份子的这种幸福依偎感，才是其后痛苦不堪的起点，也正因为
是被自己真心拥护的党所抛弃，这份折磨与痛苦才更为锥心难泯。同时，一片压倒
性的赞颂，社会监督与纠错力量消散，也助长了高层领导“伟光正”的自信。

　　红色教授冯至有一口头禅──“伟大的时代，渺小的我。”[82]　彻底上交个
人权益与个体价值。但既然个人失去自我，还需要个性解放吗？还需要民主自由吗？
还需要保护个人权益的法律吗？现代理念最基础的价值根基动摇了。《大学》云：
“其本乱，而末治者否矣；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”码错价值序
列、颠倒本末厚薄，欲达治平，岂可得乎？既然认同“全心全意”奉献一切，失去
保护个人利益的理论依据，反右一起，知识份子既无质疑的理论武器，也无自辩的
逻辑起点，更无自卫的政治力量。除了低头认罪虔心检讨，磕头如捣蒜，至多私下
偷骂几句，实无它能。此时，他们才认识到缺乏体制保证的赐予式自由何等脆弱！
失去理论屏障的后果多么严重！

　　赫鲁晓夫（Nikita S. Khrushchev）发表“秘密报告”后，1956年春出现“双
百方针”。最有理性的学者也一度头脑发热：“共产党要实现自建党以来孜孜以求
的使中国现代化的目标，离不开知识份子。面对由于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而导致的
知识份子的集体性消极反抗，除了调整政策以外，执政党别无选择。”[83]　章伯
钧甚至鸣放：民主党派要发展二三百万，农工今年就可发展到二三万，将来不仅发
展到县，还要发展到农村[84]。章伯钧成右后，其女问他此前为何紧跟中共，章伯
钧答曰：“谁也没想到中共会变成这样子。”李泽厚认为此语甚具代表性，为何那
么多人迭经运动仍敢鸣放，除了为国尽力等中国士子传统美德，最重要的还是判断
失误，根本没有想到痛斥蒋介石独裁的中共也会没收言论自由，“包括没想到毛竟
会完全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传统专制皇帝。它是建国后一步一步走到了这个局面的。
这才是这场悲剧的真正根源：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，在中国，任何革命
导致的都是独裁专制。1911、1927、1949，无不如此。”[85]

　　无疑，左倾思潮得以掀起的最主要动力乃是共产理论──终极解决一切社会问
题、彻底铲除一切社会不公。国人居然相信“用黄金修造厕所”（列宁语），相信
“物满为患”的君子国即将建成，相信“盛代无隐者”。只要读一下1950年代诗歌，
就可感受到什么叫“时代豪情”，就能触摸到知识份子的“不设防心态”。萧干后
来反省：“我当时思想上对那种反常的搞法甚至也并不怎么抵触。”[86]

　　赵紫阳晚年谈及反右：“一让提意见，各种意见铺天盖地，有的很尖锐，这大
大出乎他（指毛）的意料。我当时在广东管农业，座谈会上一些人指着鼻子骂，真
受不了呀！后来接到中央电报，说要“硬着头皮顶住”，邓小平也到广东来做报告，
说放长线钓大鱼，那就是打招呼准备反右派了。对当时的大鸣大放，各级干部有意
见……共产党各级干部都没学会听取不同意见。”[87]　毛泽东最初提倡鸣放，亦
属形势判断有误。他听惯一片颂扬，认为力邀鸣放，断不会有激烈反面意见，这样
既可得开明之雅声，又可戴民主之光环，还可向苏联显示自己身后不会有人作“秘
密报告”，一箭数雕。然稍开言论，毛发现知识份子竟存在“根本不满”，这才认
识到赫鲁晓夫劝阻“双百方针”的预见性，领悟到“专政”的必要性，不得不以
“阳谋”为自己的公开失信强遮强辩。

　　民众情绪与新政权的高度迭合，营造出“1950年代新气象”，形成“人定胜天”
的社会热气，历史确实给了中共及毛泽东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。可惜由于政经文化、
意识形态及毛个人素质等综合因素，致使他们未能把握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，反而
将国家一步步领入反右，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高层也集体失声，通往大饥饿及
文革的大门打开了。在这场历史大转折中，知识份子也出了一份参与之力。1958年
3月15日，万余知识份子汇集天安门广场，举行“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”，高
呼：“把心交给党，坚决当左派！”[88]　没有划右的著名知识份子尽数出席。就
是绝大多数右派，也都认为反右是必要的，仅仅自己被整错了，只有极少数知识份
子及时认识到反右的整体错误[89]。左倾文化造就了一代病态知识群体，历史的沉
重就在于几乎人人都有份！

　　反右与文革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反面“人文遗产”，成为值得中国知识份
子一再回顾的负极坐标，时刻提醒我们那条曾经走歪的路，以及何以走歪的根本致
因──宗教式的左倾思潮缺乏最起码的包容度，一边制造罪错一边还不允许受难者
发出呻吟批评，从一开始就违反了现代文明的基石：民主自由。国人当然还清晰记
得1945年7月5日，毛泽东在延安与黄炎培著名的“_洞对”，毛说已为中共找到跳出
政党兴勃亡忽周期率的新路：“这条新路，就是民主。”[90]

　　＊作者曾得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资助访学，本文多处资料得自中心，
特此鸣谢！

　　注释

　　1、41　李锐：《李锐近作──世纪之交留言》（香港：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
公司，2003），页164；146。
　　2　陈明远：《知识份子与人民币时代：〈文化人的经济生活〉续编》（上海：
文汇出版社，2006），页26-27。
　　3　吴大猷：〈中央研究院的回顾、现况及前瞻〉，《传记文学》（台北），1986年
5月号，页56。
　　4、22、24、53、68、83　于风政：《改造》（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
页10-11；210-11；214；161；398；432。
　　5　竺可桢：《竺可桢日记》，第二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4），页1256。

　　6　朱光潜：〈自传〉，载杨里昂主编：《学术名人自述》（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
1998），页273。
　　7　吴中杰：《海上学人》（桂林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5），页91。
　　8　李明：〈铁树开花〉，载贺黎、杨健采写：《无罪流放──66位知识份子五．
七干校告白》（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1998），页410。
　　9、69、80　从维熙：《走向混沌：从维熙回忆录》（广州：花城出版社，2007），
页215；30；24。
　　10　李维汉：《回忆与研究》，下册（北京：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，1986），
页667。
　　11　余广人：〈1949：国号之争〉，载杜导正、廖盖隆主编：《重大决策幕后》
（海口：南海出版社，1998），页10。
　　12　特约记者：〈永远的怀念──记“两弹一星”功勋科学家郭永怀〉，《百
年潮》，2006年第8期，页6。
　　13　刘士杰：〈长夜孤零的日子〉，载《无罪流放》，页26。
　　14　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着，陆惠勤等译：《费正清对华回忆录》
（上海：知识出版社，1991），页506。
　　15　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9），页127。
　　16、45　季羡林：《牛棚杂忆》（北京：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，2005），页203；
205。
　　17、20、31、32、48　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》，第二册（北京：中央文献出
版社，1988），页154、198；482-83、526；633；277、315；352。
　　18　雷海宗：〈社会科学工作者与新的社会科学〉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51年4月
4日。
　　19　张志让：〈探求新知批判利用旧学与大学教育前途〉，《新建设》，1949年
第1卷第1期（创刊号），页3。
　　21　陶孟和：〈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〉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51年3月29日。

　　23　费孝通：《江村经济──中国农民的生活》（北京：商务印书馆，2001），
页274。
　　25　冯友兰：〈发挥知识份子的潜在力〉，《人民日报》，1956年1月15日。
　　26　吴祖光在1957年5月13日文联第二次座谈会上的发言。参见牛汉、邓九平主
编：《荆棘路──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》（北京：经济日报出版社，1998），页76。

　　27、56　白桦：〈暴风中的芦苇〉，载金蔷薇编：《作家人生档案》，上册
（北京：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，2001），页142；118。
　　28　傅雷：《傅雷家书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1），页116-18。
　　29、47　袁鹰：《风云侧记──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》（北京：中国档案
出版社，2006），页92；17。
　　30　万同林：《殉道者──胡风及其同仁们》（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1998），
页187。
　　33　徐悲鸿：〈一年来的感想〉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50年10月1日。
　　34　梁漱溟：〈国庆日的一篇老实话〉，《新建设》，1950年第1卷第7期，页
20。
　　35　王友琴：《文革受难者：关于迫害、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》（香港：开
放杂志出版社，2004），页216。
　　36　贾植芳：《狱里狱外》（上海：上海远东出版社，1995），页17。
　　37　舒衡哲（Vera Schwarcz）着，李绍明译：《张申府访谈录》（北京：北京
图书馆出版社，2001），页98。
　　38　柳振铎主编：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
1993），页197。
　　39、61、65　费正清（John K. Fairbank）、麦克法夸尔（Roderick MacFarquhar）
主编，王建朗等译：《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（1949-1965）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
版社，1990），页91、页93（注释26）；76；217。
　　40、46　章立凡：《君子之交》（香港：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5），页26；
33。
　　42　朱正：《1957年的夏季：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》（郑州：河南人民出版
社，1998），页256-61。
　　43　马宇平、黄裕冲编：《中国昨天与今天：1840-1987年国情手册》（北京：
解放军出版社，1989），页740。
　　44　杜高：《我不再是“我”──一个右派份子的精神死亡档案》（香港：明
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4），页96。
　　49　《张闻天文集》，第三卷（北京：中央党史出版社，1994），页259、261-63。

　　50　《刘少奇选集》，上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1），页336。
　　51　茅以升：〈我的检讨〉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52年2月21日。
　　52　钱俊瑞：〈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？〉，《人民教育》，1951年
第3卷第5期，页12。
　　54　195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〈关于全国高级知识份子人数的调查报告〉，
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。转引自陆键东：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（1949-1969）》（北
京：三联书店，1995），页160。
　　55　李四光发言，《光明日报》，1956年2月5日。
　　57　章诒和：《最后的贵族》（香港：牛津大学出版社，2004），页315。
　　58　张紫葛：《心香泪酒祭吴宓》（广州：广州出版社，1997），页110。
　　59、76、77、78　章诒和：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04），
页113；277-78；149；280-81。
　　60　胡思杜：〈对我父亲──胡适的批判〉，原载《大公报》（香港），1950年
9月22日，《中国青年》第56期转载，1951年1月。参见郜元宝编：《胡适印象》
（上海：学林出版社，1997），页175-78。胡思杜自杀于1957年9月21日，见罗尔纲：
《师门五年记．胡适琐记》（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6），页125-53。
　　62　黄裳：〈嗲〉（写于1957年5月26日），载《负暄录》（长沙：湖南人民出
版社，1986），页1-3。
　　63　傅种孙：〈中共失策之一〉，载牛汉、邓九平主编：《六月雪：记忆中的
反右派运动》（北京：经济日报出版社，1998），页443-45。
　　64　傅种孙：〈我对党的知识份子政策感到遗憾〉，载《六月雪》，页455-56。

　　66　张凤珠：〈我看丁玲与舒群〉，载《作家人生档案》，上册，页176-77。

　　67　郭沫若：〈严厉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──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
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〉，《文艺报》，1955年第11号，页29。
　　70　朱正：《反右派斗争始末》，上册（香港：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，2004），
页276。
　　71　舒芜：〈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〉，原载《人民日报》，1955年
5月13日。参见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编：《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》（北京：人
民出版社，1955），页7-22。
　　72　1957年8月10日下午，浦熙修在民盟中央批判会上发言：〈罗隆基是只披着
羊皮的狼〉，参见章诒和：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页281-84。
　　73　1957年6月14日晚，史良在民盟中央小组会议上长篇发言，载1957年6月15日
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光明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、《中国青年报》，均为头条。参见章
诒和：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页13-19、59-60。
　　74　1957年6月11日，吴主持民盟《光明日报》支部对储安平的批判，参见章诒
和：《往事并不如烟》，页59。吴人大发言，《人民日报》，1957年7月7日，参见
朱正：《反右派斗争始末》，上册，页223。吴另有揭发罗隆基发言，《人民日报》，
1957年8月11日，参见朱正：《反右派斗争始末》，上册，页292；章诒和：《往事
并不如烟》，页276-77。
　　75　1957年6月12日全国工商联常委会，乐松生第一个发言批判章乃器。参见朱
正：《反右派斗争始末》，上册，页355-56。
　　79　姚杉尔：《在历史的漩涡中──中国百名大右派》（北京：朝华出版社，
1993），页159。
　　81　沈楚：〈待人宽厚的刘绍棠〉，《世纪》，2004年第1期，页56。
　　82　马嘶：《负笈燕园》（北京：群言出版社，1999），页229。
　　84　李伯球在人大的检讨，《人民日报》，1957年7月17日。参见朱正：《反右
派斗争始末》，上册，页223。
　　85　李泽厚：〈集帝王、叛逆于一身的毛泽东〉，《明报月刊》，2006年9月号，
页27。
　　86　萧干：《萧干回忆录》（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05），页219。
　　87　王扬生：〈叩访富强胡同六号〉，《明报》，2005年1月30日，A4版。
　　88　〈知识份子在天安门宣誓〉，《文汇报》（上海），1958年3月17日，第1版。

　　89　中国新闻出版局审读处首任外长朱希（13级）为首批清醒者之一，入狱后
仍不断上书中央，文革中差点被毙。参见从维熙：《走向混沌》，页355。
　　90　黄炎培：〈延安五日记〉，参见朱鸿召编选：《众说纷纭话延安》（广州：
广东人民出版社，2001），页397。